如果以1934年春顧頡剛先生和譚其驤先生發起，以燕京、北大、輔仁等三所大學的教員和學生為基本力量，成立了禹貢學會籌務處、出版《禹貢》半月刊，作為中國具有現代意義的歷史地理學開始形成的標志性事件的話，則1979年6月在西安召開首次全國性學術會議，會上決定成立歷史地理專業委員會、籌辦歷史地理刊物，無疑是歷史地理學進入大發展時期的標志性事件。自去年開始，復旦大學、北京大學、陜西師范大學三個最重要的歷史地理研究中心，已迎來或即將迎來歷史地理學的主要奠基者、三大中心的創始人譚其驤先生、侯仁之先生和史念海先生的百年誕辰，浙江大學也舉行了慶賀陳橋驛先生九十華誕的活動。許多歷史地理學者都在思考一個共同的問題：如何繼承前輩學者的光榮傳統，開創歷史地理新的發展局面？筆者不揣淺陋，通過回顧三十年來中國歷史地理學的發展趨勢及其未來，就這一學科的繼承和創新問題，談一點個人不成熟的看法。

一、學科交叉是歷史地理學前進的必由之路

1962年，侯仁之先生在《歷史地理學芻議》中明確提出：“歷史地理學是現代地理學的一個組成部分，其主要研究對象是人類歷史時期地理環境的變化，這種變化主要是由于人的活動和影響而產生的。歷史地理學的主要工作，不僅要‘復原’過去時代的地理環境，而且還必須尋找其發展演變的規律，闡明當前地理環境的形成和特點。這一研究對當前地理科學的進一步發展，有極大的關系；同時也直接有助于當前的經濟建設。”譚其驤先生和史念海先生對侯仁之先生的看法均表示贊同。譚先生認為歷史地理學的研究對象與現代地理學完全一致，僅僅是時間上的不同而已，同時他又多次強調歷史地理研究時運用歷史學方法和歷史文獻資料的重要性。史先生認為：“以前歷史地理學還屬于歷史學的范疇，自然要運用治史的方法進行探索”，“既然（歷史地理學）是地理學的組成部分，就該兼用地理學的方法從事研究”。（《自序》）此后，多數學者都認為歷史地理學屬于現代地理學向后的部分，應該采用歷史學和地理學的方法和手段加以研究。

然而，關于歷史地理學的性質和研究對象的爭論，盡管已沉歇一段時間，卻不等于已得到高度的統一。2001 年, 孫天勝等發表《歷史地理學的學科屬性辨析》一文, 認為把研究歷史時期地理環境的任務放在歷史地理學的名頭上是有欠思量的, 應該稱之為“地理歷史學”, 即從歷史角度或時間維度研究地理環境, 真正意義上名副其實的歷史地理學應該回歸于社會歷史發展與地理環境關系的研究。[2]侯甬堅于2007 年著文，認為近代以來歷史地理學處在歷史學和地理學的相互接觸面上而不斷求取進步，受此影響它一直保持著學科的最大特點——兼為歷史學、地理學發展貢獻自身的學科價值。因此個別地理學者近年提出歷史地理學的名實之辨問題，顯系學術史和歷史地理學研究情形不熟悉所致。然而，其極力強調的歷史地理學“研究社會歷史發展與地理環境關系的重要性與必要性”，具有積極的學科建設意義，有助於形成新的學科定義。他通過對歷史地理學學科特性、近年學術界研究動向、泛歷史地理化的分支學科建立方式的詳細考察, 提出了歷史地理學定義的增改意見和歷史地理學研究的終極目標,認為歷史地理學是復原研究歷史時期地理環境及其變化過程, 同時研究認識人類社會在這一地理舞臺上形成發展及演變規律的跨專業學科,歷史地理學研究的終極目標是努力促進人類社會進步、文明的演進和發展、人類與自然的永久和諧相處。

筆者無意加入有關歷史地理學的研究對象等重要問題的爭論，但通過自身研究的體會，感覺到以往將人地關系當成歷史地理的主要研究對象的說法似嫌簡單一點，如用如下文字加以表達，或許要全面一些：歷史地理學研究歷史時期的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現象的空間分布、演變及其發展規律，研究地理環境對人類社會的多方面的作用，以及人類與自然共同作用下的環境變遷的表現與規律。以上三點中，第一點“地理現象的分布與演變”研究者一般都比較清楚，第二點“地理環境對人類社會的作用”因曾受到不恰當的批判仍為一些人所漠視，第三點“環境變遷”已成為人類社會當前急需解決的緊迫問題，應予適當的突出。

在人類至今為止的所有的學問中，“歷史地理學”無疑是研究面極廣、且有著廣泛的學科研究對象和屬性的一門學科。任何事務的存在，都需要特定的空間和時間，因此任何一門研究人文活動或自然規律的學問，實際上都可以建立起自己的歷史地理研究。近10年來先后有學者提出了歷史文學地理、歷史美術地理、歷史商業地理、歷史貨幣地理、歷史鄉村地理、歷史哲學地理等名目繁多的新分支學科名稱，它們的提出都具有各自的合理性，從不同角度說明歷史地理學科內容的無限性和邊界的模糊性。因此，要將歷史地理學科的性質，硬性框定在某一個特定的范圍，不僅相當困難，而且無益于學術的發展。

學科交叉是歷史地理學的必由之路。歷史地理學首先是“歷史學”、“地理學”這兩大現分別歸屬于人文學科和自然科學學科的結合，沒有二者的交叉便沒有歷史地理學。有人認為，“史學界參與歷史地理學界的學術活動, 不存在交流上的障礙。可以說, 沒有一種研究命題、手段是歷史人文地理特有的。”其實，這是一種誤解，歷史地理學并不僅僅是歷史加地圖，后面還有規律性的探討，如果沒有歷史地理學的素養，不僅難以解釋各種地理現象的空間分布，更難以探討背后隱藏的規律以及未來的趨勢。居住在福建沿海的儒生，一般不會像居住在華北平原的儒生那樣看不起工商業者，他們知道故鄉并無多少耕地可供耕種，必須依賴工商業。顯然，讓不懂地理的人來研究思想文化的地域差異，就會搞錯差異產生的原因。

其次，歷史地理學還和“歷史”、“地理”之外的第三個學科甚至第四個學科相交叉，例如，研究歷史經濟地理，需要了解經濟運行的基本規律，否則無以分析歷史時期經濟現象的地理分布及其原因；而研究歷史政治地理，不了解政治運作的規律，自然也難于深入下去，即使行政區劃的研究也不例外。歷史自然地理研究同樣如此，不僅GIS、RS 等技術手段將不斷進入歷史自然地理的研究領域,人類學、社會學等學科的方法也會不斷地被引入到研究中, 以解決過去單純歷史學和地理學手段難以解決的問題。如重大氣候事件的社會響應, 就需要自然和人文多學科方法的介入, 才有可能有較科學的結論。對土地利用的研究, 也同樣需要自然—人文多學科的方法才能進一步推動。在此基礎上, 源自系統論思想的集成方法的應用會更加的普遍。復旦大學近十年與哈佛等單位合作完成的“中國歷史地理信息系統”，更是歷史地理學、現代地理學、制圖學和計算機科學等學科交叉的產物。

隨著現代科學的發展，各個學科在越分越細、專業性日益加深的同時，不同學科之間的聯系也顯示出越來越強的趨勢，因此在深入本專業研究的同時還必須注意相關學科的發展，通過不同學科的交叉，促進彼此的發展，甚至形成新的學科。學科界限的日漸淡化，不同學科的相互交叉，已是歷史地理學發展的巨大動力。在這種背景下，沒有必要過于拘泥于學科劃分。

二、歷史人文地理與歷史自然地理不可偏廢

按《中國歷史大辭典·歷史地理》中鄒逸麟先生所撰的《歷史地理學》條，歷史地理學的研究內容，可分為歷史自然地理、歷史人文地理和歷史地圖學。“大體上，歷史自然地理屬于自然科學范疇，歷史人文地理屬于社會科學范疇，歷史地圖學屬于技術科學范疇。”歷史地圖學雖然列歷史地理學的三大研究內容之一，但其地位遠不能與與歷史自然地理與歷史人文地理相提并論。可以說，歷史自然地理和歷史人文地理，是驅動歷史地理學之車前進的左、右兩個輪子。

在歷史自然地理學領域，曾經產生《中國自然地理·歷史自然地理》、《中國歷史地震圖集》等有重要影響的著作。進入21世紀以來，歷史自然地理研究在各個領域的進展并不一致。在歷史氣候方面, 不僅在傳統問題上取得了重要的突破, 還不斷有新的科學問題提出, 不斷有新的資料開拓, 同時與之相應的是不斷的發展出新的研究方法。在歷史地貌方面, 受到現代GIS、RS 等技術的影響, 在新問題的提出、新資料的開拓和新方法的使用上也都有所突破。值得注意的是, 一些新的研究方向，如對土地利用的研究, 在傳統的對植被變遷的研究基礎上, 這幾年的發展很快, 并取得了扎實的進步。然而，近三十年來歷史自然地理與歷史人文地理的地位，卻經歷了前后顛倒的過程。侯甬堅總結兩者地位的互換：在學術界取得歷史地理學學科性質歸屬地理學的共識以后, 作為學科兩大基本骨架之一的歷史自然地理在1970-1980年代呈現出一種興盛局面。自從1990 年代初倡導歷史人文地理的研究以來,其研究盛況一直延續至今,而歷史自然地理研究反而呈式微之勢。

20世紀末以來歷史自然地理漸趨式微的狀況，也出現在復旦大學歷史地理研究所。譚先生十分重視自然地理學，為了解決地理教學和歷史自然地理研究的人員問題，他設法從華東師范大學、中山大學和西北大學的地理系，調入10名應屆畢業生，占了當時研究室人員的近半。然而今天，復旦大學歷史地理研究所的全體研究人員中不到1/6的人本科畢業于地理學科，雖然環境史的研究越來越熱，但投入環境史研究的人員只占全體教師的1/4，而單純的環境史研究嚴格說來并不等于歷史自然地理的研究。近年來歷史地理專業碩士研究生的入學考試由教育部統一出題，專業課只考歷史學而不考地理學，一方面增加了地理學科的本科生考研的難度，另一方面卻為歷史學科的本科生進入打開方便之門，這種狀況無疑也不利于壯大歷史自然地理的研究隊伍。

譚其驤、侯仁之、史念海等我國歷史地理學的主要奠基人，無不高度重視、大力參與歷史自然地理的研究。以譚先生而言，他在1950年代以后撰寫的論文，可以說相當部分屬于歷史自然地理，這些論文充分顯示出他對歷史自然地理的深刻理解。譚先生在1980年被推選為中國科學院地學部學部委員（院士），除了他主編的《中國歷史地理圖集》的巨大影響，他對黃河變遷、黃土高原水土流失等重要問題的杰出研究，應該也是一個重要原因。

隨著生態環境變遷的加劇，如何有效治理環境、保持人地關系的相對和諧，成為歷史自然地理的重要研究課題，歷史自然地理的重要性再次提升。現代地理學家正在進行的許多研究，都迫切需要歷史地理學依據長時段考察得出的結論，現代地理學對歷史地理學尤其是歷史自然地理學成果的需求大大增加。另一方面，歷史人文地理學研究的歷史現象，都是人在特定的地理空間活動的結果。因此，無論研究人文地理的哪一個方向，實際上都是以某一方面為主、需要關注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以及其他交叉學科的綜合性研究。如果忽略對歷史自然地理的研究，對歷史人文地理現象的解釋自然難以周全和深入。如何加強歷史自然地理的研究，保持歷史自然地理研究者在歷史地理研究隊伍中的適當的比例，已成為亟待解決的重要問題。

三、區域研究的價值與方法

綜合性、區域性和人地相關論是地理學的三個基本觀點。由于歷史地理學是地理學向后的部分，綜合性、區域性和人地相關論同樣是歷史地理學的三個基本觀點。

綜合性的觀點認為，在自然界，各種自然地理因素都是相互聯系、相互制約的，共同構成一個有內在聯系的整體即自然綜合體，而任何一項因素的變化，必然要影響其他因素，從而引起連續反應，甚至導致整個自然界發生巨變。此外，人類與自然界之間也存在著雙向的關系，人類的行為受到地理環境的影響，人類的行為反過來也影響了地理環境。按照綜合性的觀點，世界上沒有孤立的事物，任何事物的改變都會產生連續反應，而任何一項事物的存在都是其他事物運動變化的結果。

由于各個區域地理條件的差異性，區域性成為地理學的另一個基本觀點。廣大的地球空間只有分成若干個區域，才能進行研究，區域研究簡單地說就是研究某個特定區域的個性即它不同于其他區域的特點。地理學從其學科體系來說，可以分成以單一地理要素為研究對象的部門地理學和以不同地域為研究對象的區域地理學兩大部門。如果不進行區域研究,不探討各種單一要素在特定區域的集合狀況和相互影響，地理學便彼此割裂，便不可能完整反映人類的生存空間。因此,地理科學的統一性即在于它的區域性。地理學的第一個觀點即綜合性觀點說明的問題同樣存在于各個區域，因此在區域研究時仍要重視各項因素的考察，所謂的區域特性實際即各種自然——人文地理現象在不同空間的組合所表現出的特點。

人地相關論的觀點，即人地關系的觀點。何為人地關系?指的是作為社會性的人與地理環境之間的客觀關系，既指人類對地理環境的適應、利用和改造，也指地理環境對人類社會的影響。不同區域的自然——人文地理現象的組合所表現出的特點，必然影響不同區域人地關系。

區域性綜合研究是歷史地理學近三十年取得進展的重要方面。鄒逸麟先生主編的《黃淮海平原歷史地理》，是我國歷史地理學界對一個較大的區域進行綜合性研究的第一部著作。此外，還出現了對廣州、河西走廊、蘇北平原、漢水流域、鄂爾多斯高原及其鄰區、泛珠三角區域、丹江口水庫區域、紹興、寧夏、臺灣竹塹地區為對象的區域歷史地理研究成果。然而，區域歷史地理研究不是對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要素分門別類地簡單羅列, 而應是對內在機制和區域特點的有機探討。上述研究中，真正從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各項要素的綜合作用出發，探討內在機制和區域特點的成果并不多。即使最為上乘的《黃淮海平原歷史地理》，盡管對區域的重要自然地理要素和人文地理要素進行逐項研究，但最后卻缺少綜合性探討各項要素的作用機制，因而未能總結出人地關系的特點，無疑是一個不少的缺撼。

中國地域廣大,面積差不多與歐洲相等,南北跨49個緯度,東西跨62個經度,氣候從最北部的寒溫帶直到南部的熱帶，年平均降水量從東南部的近2000毫米遞減到十余毫米，地形更是復雜多樣。受這種環境影響,歷史上的經濟發展極不一致,民族和文化也是五彩繽紛。就社會生產力的水平而言,不僅唐中葉以后存在著南方和北方的差異,近代還存在著東部與西部的差異。如果進一步分析,可以看出同時還存在著內地和邊疆、城市和農村、山區和平原、沿海地區和非沿海地區等多方面的差異。因此，區域歷史地理研究的主要任務，是研究它們的個性即區域特點。只有不同地區之間的比較，才能看出所研究地區的特點；只有進行不同時期的比較，才能看出不同時期或具體事物在發展進程中的地位。

由于區域的特點，任何關于區域的研究，即便是自然地理或人文地理單一部門的探討，要想得出科學的全面的解釋，都只能通過以某一二項因素為主的綜合性的研究才能得出。而旨在探討區域特點的綜合性研究，更只能通過各項自然——人文因素的逐項考察、綜合評價才能得出。

僅就區域經濟而言，影響區域經濟的主要因素，至少有下列因素：

（1）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發展水平。任一地區,如果生產力和生產關系遠遠落后于其他地區,區域經濟開發的水平便比較低，反之則比較高。

（2）國內外的政治經濟環境。同樣的生產力和生產關系,同樣的地理環境,在不同的政治經濟環境下,往往會對區域經濟開發產生不同的結果。戰爭和政局動蕩不利于經濟發展自不待言,經濟政策的變化往往會也會對區域經濟產生影響。

（3）人口的數量和質量。一定的人口數量是區域經濟發展必不可少的重要因素，在同樣的生產力和生產關系，同樣的地理環境下,只要其人口密度還不至達到妨礙生活水平提高的程度，人口密度較大的地區經濟發展程度往往要比人口密度低的地區高一些。而人口數量和質量的變化,往往又和人口的遷進遷出有關。

（4）交往。交往對經濟的重要性，體現在：第一，只有貨暢其流才能促進商品生產的發展，并可借此豐富區內經濟生活的內容。第二，引進外區域的先進生產工具和生產技術，是提高本區域生產力的主要途徑之一。第三，區域間的文化往來是提高區內文化水平、豐富文化內容的主要途徑之一，而文化水平的提高有利于經濟的發展。第四，形成區域經濟文化中心，該中心再對幅射地區產生重大影響，從而形成區域內部的密切聯系。

（5）思想認識與文化水平。經濟活動是人在思想文化的指引下進行的活動，特定區域經濟水平的高低、工商業在經濟中所占比重的高低，往往與區域人群的思想認識與文化水平有關。

（6）地理環境。地理環境不僅是人切切實實的生存空間,也是人類賴以獲取生產和生活資源的對象。在任何時候，地理環境對區域經濟發展的影響,都是實實在在地存在著，對各個區域的生產力的水平、經濟發展的具體內容、與外界的聯系、內部的生產力布局和人口分布、區內主要中心的形成，以及人與生態環境之間的關系，產生必然的直接的影響。

隨著我國各區域經濟文化發展的加速，區域研究在歷史地理研究中的地位將進一步的提高，建立在對自然—人文各項要素考察基礎上，綜合性探討區域特點的高水平的論著將會日漸增多。

四、傳統研究與新技術的運用

如果說，譚其驤先生主編的《中國歷史地圖集》，是中國歷史地理學前三十年（1950—1980年代）標志性的成果的話，復旦大學中國歷史地理研究所近10年與哈佛大學、羅斯基金會等國外機構合作的“中國歷史地理信息系統”（CHGIS），則是后三十年代表性的成果，為新興的科學技術地理信息系統用于傳統中國歷史地理研究的重要實踐。此項目于2000年啟動，已于2011年全部完成。它以秦朝建立的公元前221年到清朝滅亡的宣統三年（1911年）為時間范圍，力圖反映不同歷史時期政區的逐年變化情況。它按照網絡數據和Web地圖的要求設計了數據模型和數據庫關系結構，開發了基礎數據地圖瀏覽、地名查詢界面。與之相配套的是一個政區地名釋文數據庫，基礎數據中的每一個地名，包括全部地名和空間定位的原始史料、研究結論和專家意見都得以展示。歷史文獻中記錄的地理現象和事物絕大多數都與政區聯系在一起，因此政區的位置、形狀、治所等信息成為重建多種地理要素和現象的載體，這一工作不僅為歷史地理學界提供了一套地名查詢系統和政區空間數據，更為多個研究方向的信息化建設提供了基礎平臺。本成果被美國有關專家學者公認達到世界先進水平。2009年9月—10月，被教育部選中參加國家主辦的“輝煌60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60周年成就展”，黨和國家領導人分別參觀了該系統。

“中國地理信息系統”的研制，推動著中國歷史地理學研究朝著利用現代科學技術的方向發展。滿志敏2000年發表的《光緒三年北方大旱的氣候背景》，2007年發表的《北宋京東故道流路問題的研究》，侯楊方和路偉東設計、建立的“中國人口地理信息系統”，都在這方面邁出了重要的一步。然而，要讓向來采用傳統研究方法的歷史地理學界普遍接受并熟練使用新方法，仍要走相當長的道路，何況要將新技術和傳統研究方法相結合仍有諸多不完備之處，也影響新技術的應用。那些率先使用新技術的歷史地理研究人員，不由地感嘆：“似乎只有一種之前未在歷史地理學界內使用的新技術本身引起了反響，而技術背后的一系列思考和技術之上的一系列判斷并未引起應有的注意。”“歷史地理學界內對GIS的使用，僅僅是把制作示意圖的工具由紙筆變成了計算機，實際上直到現在，學界內對GIS的認識普遍還專注于繪圖，而對于GIS可能對歷史地理研究理念和方法產生影響的思考并不能說非常深刻。”

但無論如何，就像近代西方地理學的傳入，導致中國從沿革地理進步到現代歷史地理學一樣，新技術的運用必然也會使中國歷史地理學發生重大的改變。隨著歷史地理信息系統技術的進展以及空間分析技術的運用，科學技術在歷史地理研究中的作用將日益明顯。它不僅可以用動態的數字地圖，更好地展示歷史地理的研究成果，也能夠將那些目前無法檢驗的文字成果，通過地點之間的空間關系、數據之間的聯系關系來進行檢驗，從而在人文科學和社會科學之間建起橋梁，而社會科學的理論和方法可借此導入人文科學，促使人文科學朝著科學化、精細化、可檢驗的方向轉變。

我們在強調新技術運用重要性的同時，還必須牢牢記著歷史地理傳統研究方法，尤其是考證方法的重要性。無論采用多么先進的技術和方法，都須建立在對資料和數據的客觀分析的基礎上，如果資料和數據有誤，再好的技術和方法也會得出錯誤的結論。只有經過去偽存真的認真考證過程，才能正確判讀資料、鑒別數據。能否嫻熟地運用考證方法和科學技術，無疑是對歷史地理學者的共同要求。

五、學術研究和聯系現實

現代地理學以客觀存在的自然界和人文地理為自己的研究對象，在現實建設中發揮自己的巨大作用。歷史地理學作為現代地理學的向后部分，從較長的時段說明現代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現象的來源，總結發展演變的規律。它不僅具有很高的學術價值，在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設中也具有相當大的應用價值。

關注現實，善于從現實需要提出并解決歷史地理的重大問題，然后利用歷史地理研究成果為現實服務，是老一輩歷史地理學家的光榮傳統。譚其驤先生身體力行，在這一方面做得特別好，為現實服務可以說是譚先生選擇歷史論文題目的一個重要出發點。《長水集》的許多文章對此有所透露。

如何劃定歷史上的中國和中國歷代疆域，是一件事關歷史和歷史地理學研究、涉及民族關系、國家外交的頭等重要大事，但一向少有人提出，更未形成一致的意見。由于這一問題的重大指導意義，1981年在中國民族關系史研究會上，當主持人翁獨健先生建議譚先生講話時，先生便利用這一機會，系統論述了《歷史上的中國和中國的歷代疆域》。這一報告，說清了如何劃定各個歷史時期的中國疆域范圍，論述了歷史上的中國疆域和中國民族、中原政權和邊疆民族政權、統一王朝政權和割據政權等事關中國歷史的重大問題。此后，譚先生的論述便成為學術界在處理上述問題時的指導思想。

歷史上的行政區劃是譚先生的主要研究方面之一，尤其在1950年以前。長期的研究使他認識到中國行政區劃制度的特點，以及現代行政區劃設置的某些不當之處。1991年他在全國行政區劃研討會講話時，強調指出：“行政區劃是國家的一項大政，設置得是否科學，是否合理，對一個國家的政治、經濟、文化、民族團結等都會產生重大影響，是關系到國家的發展長治久安的大事。但對這樣一個極重要的問題，我們建國以來卻從沒有很好研究過。”他建議：“讓我們花上幾年的時間，通過認真研究中國歷史上的和外國的各種劃分政區制度的利弊得失，詳細調查各地區的社會、經濟、文化狀況，制定出一套既適應當前與近期，又有利于未來發展前途的社會主義新中國的行政區劃制度來，在90年代中期予以實行，這應該是可行的，也是必要的。”然而，譚先生的建議顯然沒有得到政府的重視，此后的全國行政區劃制度，隨著縣改市、省改直轄市的進行而更加混亂。

1988年海南島建為省，成為改革開放以來我國改變重大行政單位的重要措施。此后不久，譚先生發表《自漢至唐海南島歷史政治地理》一文。他解釋論文寫作動機：“海南島建省，是配合在全國經濟發展新格局的一項重大改變行政區劃措施。新省既建，理宜對它的歷史有所陳述。”

1974年，中國和越南在西沙群島發生武裝沖突，為解決外交爭端、捍衛祖國領土，亟需展開對南海諸島歷史地理的研究。譚先生于1977年以后相繼撰寫了《七洲洋考》和《宋端宗到過的“七洲洋”考》。他在文中說：“時至今日，認真整理南海諸島的歷史已為我國歷史學界一項迫切需要完成的重要任務，我們不能容許錯誤的說法再廣為傳播下去了。”

在1980年代的文化熱中，一些學者對比中西文化，探索中西文化的特點，有人提出儒家文化可以救中國的主張。譚先生認為要比較東西文化，首先要清楚什么是中國文化。他于1986年2月發表《中國文化的時代差異和地區差異》一文，闡述自己的觀點。他說：“即使未講秦漢以來的歷代中原王朝，專講漢族地區，二千來既沒有一種縱貫各時代的同一文化，更沒有一種廣被各地區的同一文化。”他認為儒學、禮教從來沒有成為過以漢族為主體民族的歷代中國王朝境內的占統治地位的思想文化，更沒有為漢族以外的其他民族所普遍接受，控制整個社會精神世界的是菩薩神仙，而不是周公孔孟。通過論述，讀者不難明白這樣的道理：不可籠統地不加分析地說儒家文化可以救中國。

1950年以來在相當長的時間中，我國受蘇聯的影響，不僅當代地理學主要研究自然地理，歷史地理學也同樣如此，人文地理學除了政區地理和經濟地理兩個部門之外幾乎無人涉獵。1990年11月，譚先生在國際歷史地理學術討論會上，作了《積極開展歷史人文地理研究》的主題報告，闡明了歷史人文地理研究的意義、現狀及發展前景。大會的參加者無不認為，報告對開展中國歷史人文地理研究的重要性和緊迫性的論述非常準確，也非常及時，這次會議成為中國歷史人文地理研究的新開端。不久，國內歷史地理學界的其他前輩學者紛紛響應，久被忽略的人文地理研究蓬勃興起，徹底改變了原先的面貌。

甚至《俗傳中國史朝代起迄紀年匡謬》這樣看似與現實并無任何關系的文章，譚先生也是為了某種目的而撰寫的。他本人解釋寫作動機：“現在通行的建國以來出版的年表、辭書和歷史著作以及論文中，關于中國各個朝代的起迄紀年，廣泛流傳著不少不妥、不確甚至錯誤的提法”，故需要撰寫，一一匡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