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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跟日本的情況不同。當年日本降杠桿是被動和急速發生的，我們在多年前就主動采取降杠桿措施，防范化解房地產及與之密切關聯的各類風險，堅決守住不發生系統性風險的底線。當前中國銀行系統是健康的。房地產市場出現下滑，但不是當年日本閃崩的情景。中國城鎮化率比發達國家低十幾個百分點，仍有大量新增購房和改善需求。去年底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強調，積極穩妥化解房地產風險，一視同仁滿足不同所有制房地產企業的合理融資需求，加快推進保障性住房建設、“平急兩用”公共基礎設施建設、城中村改造等“三大工程”，構建房地產發展新模式。這些措施有助于穩定房地產企業信心和居民住房消費預期，實現房地產市場軟著陸。

　　　　毛寧指出，香港國安法制定實施的三年，正是香港從由亂到治走向由治及興的三年，也是國際社會對香港前景投下信任票的三年。23條立法通過后，香港高質量發展和高水平開放將得到更好保障，廣大香港市民和國際投資者都將從中受益。美國自己出臺了大量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律，卻對香港《基本法》第23條立法潑臟水、貼標簽，完全是赤裸裸的政治操弄和虛偽雙標。

　　　　我注意到日本國內有觀點稱中國可能會重蹈日本當年“泡沫經濟”的覆轍，比較流行的是“資產負債表衰退論”，認為日本“泡沫經濟”破滅，房地產等資產價格下跌，導致企業、家庭資產負債表迅速惡化，大量資金用于還債，抑制了需求增長。在資產負債表修復后，又因少子老齡化、產業外遷、投資不足、勞動生產率下降等因素導致日本經濟長期低迷。